中国的垂钓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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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垂钓文化

一提到钓鱼，我们都会想到姜子牙渭水垂钓的故事，颇具神奇色彩，“以垂钓见周西伯”有开创意义，后人将其传说得活灵活现，皆以为钓鱼从此开始。其实不然，它是伴随着祖国的文明历史延续下来的。

　　近几十年来，考古工作者发掘发现大量石器和用兽骨磨制的刀、齿、镞中，还有渔叉和钓钩。如陕西西安仰韶文化发现有骨制的鱼钩，黑龙江小兴凯湖岗也出土骨制鱼钩，距今约有六千年的历史，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钓鱼文化。此外黑龙江的宁安遗址、唐山市的大城遗址、内蒙古包头市的阿善遗址等均有发现。这些鱼钩造型多样，有的钩尖下磨出了倒刺，有的还磨出了拴线的凹槽，证明当时制作垂钓工具已有较高水平。

　　用竹子制钓竿的文字记载见于《诗经》的“籊籊竹竿，以钓于淇”的诗句，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，已经用细竹竿做钓具了。

　　从古至今，都把钓鱼视为高雅古朴的活动，古代许多名人、学者都喜欢钓鱼，垂钓的目的各不相同，但培养高雅情操是一致的。第一个有名的钓鱼人不是姜子牙而是三皇五帝中的舜。那时生产落后食不果腹，以狩猎捕鱼为主要谋生手段，舜出巡时钓鱼是为了获得食物填饱肚子。继舜后第二个有名的钓鱼者是周穆王姬满。据记载，周穆王东征途中常在水边钓鱼。富甲天下的周穆王决不是以此获取食物，而是消遣娱乐。姜子牙才是第三个有名的钓鱼人，他“钓人不钓鱼，七十得文王”（白居易《渭上偶钓》），等待时机实现抱负。屈原在被放逐期间曾垂钓于资水，至今湖南桃江县还有屈原钓鱼台遗址。春秋越国的范蠡，离开越王勾践后驾船去洞庭湖，遇大风浪停舟滞留于钓洲。在钓洲钓鱼时，大鱼熟而食之，小鱼放生湖内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放生，将放生的鱼叫“范蠡鱼”。他曾说：“治生之法有五，养鱼第一”，并在公元前475年写出我国第一部专著《养鱼经》。汉魏六朝时期，政治腐败，社会黑暗，朝代更迭频繁，一些文人退隐后均以垂钓遣怀自娱。如东汉严光垂钓富春江，石秀常钓于林泽，郭翻居临川以垂钓射猎自乐。

　　古代一些文人雅士为了追求清淡玄远的境界，常吟诗作赋，练习书法，饮酒品茗，浪迹山川，临泽垂钓。关于钓鱼，不少诗人留下了绝妙诗句。白居易的《垂钓》中有“今来伴江叟，沙头坐钓鱼”。田园诗人孟浩然有“垂钓坐盘石，水清心亦闲”。张乔的《宿江叟岛居》中有“了得平生志，还归筑钓台”。李白在《行路难》中写道“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”。杜甫的《江村》生动再现了小渔村的生活景象。柳宗元酷爱钓鱼，写出《江雪》，脍炙人口。张志和是人所共知的行家里手，《渔歌子》是一首较为著名的垂钓词，描绘了秀丽恬静的自然风光。

　　宋代宫廷垂钓之风已经盛行，民间自不须说。哲学家邵雍在《渔樵问答》一书中，对竿钓作了详细叙述，“钓者六物：竿也，线也，浮也，况也，钩也，饵也。一不具，则鱼不可得”。至今此六物仍为竿钓的必备钓具。苏轼、陆游都是钓鱼的爱好者，均有诗词传世。而陆游痴迷垂钓达到了想当渔夫的地步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随着社会的安定、生产的固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垂钓由远古时期用于饱腹的生产活动，逐渐分离出来，成为一种高雅且有益身心的健身运动，越来越受人们喜爱，使无数钓鱼爱好者陶醉，且风靡世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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